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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诸葛亮皇帝梦难圆 胡觉照  

2007-05-02 17:38:59|  分类: 史事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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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失败后,只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宫中的刘备,为悲愤和羞愧交加,痢疾小疾竟转为沉疴。自知将不久人世,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托咐后事,口授了一道稀世遗诏:“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先主传》)。

诸葛亮虽然想受“十锡”直接做皇帝,但是却受复杂的形势制约而难以实现。以当时形势观察,诸葛亮根本无法做皇帝。

受涿州籍、益州籍两股势力的掣肘

刘备集团主要成员的构成,与曹魏、孙吴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为首的曹魏集团,是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家族子弟为核心的,其他非曹姓成员则来之于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帮派势力。孙权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来之于东南一隅,经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世而逐渐凝聚,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帮派势力。由于刘备经历坎坷,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大体来之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涿州籍官员。他们从刘备招幕兵勇参加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开始,主要成员有关羽、张飞、赵云、魏延、陈到、刘琰等将领,有糜竺、孙乾、简雍等文臣。这些人是久经失败考验,始终如一的死士,是棒打不散的“铁哥儿们”。其二是荆州籍官员,主要成员有诸葛亮,庞统、马良、陈震、伊籍、廖立等谋臣文官,有黄忠、申耽、申仪、刘封、冯习、张南、霍峻等将领。其三是益州籍官员,主要成员有许靖、秦宓、吕乂、彭羕、费诗等文官,有王连、张裔、杨洪、黄权、孟达、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邓芝、张翼、杨戏等将领,更有法正,李严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全才。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的畛域观念特别严重,它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帮派意识,流氓阶层则更为强烈。以籍贯地域形成政治帮派的,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刘备尽管出身于破落贵族,小时迹近于市井少年;图谋自立中又以“投奔”作掩护,从而获得“枭雄”这一十分丑恶的绰号。但是刘备又是非常人,虽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但善于待下却是突出的优点,具体表现在礼贤下士,通达宽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方面,所以其核心成员虽来之三个方面,他都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加以延揽和使用。但是请注意,在成都自称汉中王及称帝之后,他派往外地镇守一方的军政大员,是以涿州籍为主。刘封虽系荆州籍,但被刘备收为义子,这种血缘关系的无机延伸使他获得了殊荣,自然成为涿州籍的重要成员,故而以副军中朗将之职驻节上庸(今湖北房县),统领宜都太守孟达,征北将军申耽,西域太守申仪等,也成为藩屏皇室的一路诸侯。文官中,涿州籍亦占重要地位,糜竺虽然才能平平,刘备夺得荆州后,仍拜其“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右,赏赐优宠,无与为此”。(见《三国志·糜竺传》)孙乾、简雍等大致如此。

诸葛亮虽然籍贯山东沂南县,但他是从荆州发达的,且和荆州士人源渊很深,从后来的作为看,他不仅自认荆州籍,且成为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荆州籍中,庞统、黄忠等对奠定西蜀政权的贡献最大,但庞统战死于雒城,黄忠获得后将军爵位后不久病死,特别是关羽荆州失败,刘备猇亭失败时,荆州籍官员损失最大,侍中马良被杀,大都(元帅)冯习、先锋张南均死于战场,申耽、申仪投降曹魏,残留荆州籍官员之中,受到刘备晚年重用的,仅诸葛亮、董和两人。

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尽管他们与刘备交往其浅,但是刘备要把益州作为巩固的后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无渊源的益州籍军政精英,法正以卓越的军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劳,被任命为京畿之地的“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成为刘备麾下的第一人。诸葛亮担当丞相后,虽然强调“宽济以猛”(即以严刑峻法替代刘璋时代的法制松驰)的治蜀原则,但对法正扬眉吐气后,多次挟嫌报复杀人伤人的违法行径,也只能紧闭双眼听之任之。刘璋时的蜀郡太守许靖曾对刘备鼠首两端,更加之徒负虚名缺乏才能,刘备虽然很蔑视,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三级跳”,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将军长史,第二年任太傅,第三年又升为司徒,班列仅次于诸葛亮。而镇边的将领中,益州籍亦为数不少,仅降庲都督一职,先后有邓方、李恢、张翼、马忠等;刘备东征孙吴时,率偏师于江北侧应的镇北将军黄权也是益州籍;及至诸葛亮时代,益州籍的邓芝、王平、张嶷、马忠等,都以军功才能成为西蜀的重要将领。永安宫托孤并不只诸葛亮一人,而是“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而且加封其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见《三国志·李严传》)相比较之下,荆州籍将领没有了独当一面的人物。

三种势力只所以能较好地结合起来,都因为刘备的善于拢络和平衡关系。刘备之后,虽然诸葛亮掌握国柄,但是涿州籍、益州籍文武大员,依然把希望寄托于以刘禅为代表的蜀汉政权,荣辱与共,不可能默认皇权转移。

壮大荆州籍难尽其意

由于西蜀在争夺荆州中两次惨败,荆州籍文武大员已七零八落。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诸葛亮就巧妙地利用刘备削弱涿州籍和益州籍力量。关羽死后,刘封在涿州籍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于是力劝刘备杀了他,理由则是:“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见《三国志·刘封传》)显然,这不能成为杀人的正当理由,诸葛亮是注重法制的,法律惩罚得以事实做依据,而不能以将来的可能为口实。力主杀掉刘封的原因,除了考虑到政权的稳定之外,当然有为自己扫除当国障碍的因素。

诸葛亮执政后,为重整壮大荆州籍煞费苦心。此一时期中,涿州籍和益州籍官员虽多有不同程度的升迁,但远不及荆州籍官员升迁的量大面广,更赶不上令人吃惊的破格。在荆州籍中,马谡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不仅有才,而且其兄马良与诸葛亮有八拜之交(或者是儿女亲家,故此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马谡自然是诸葛亮的小兄弟)。尽管刘备临终时叮咛:“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见《三国志·马谡传》)刘备将一个边远地区的小太守独独提出来叮咛,显然考虑到他与马良的特殊关系。但刘备死后,立即将其从越嶲太守任上调回任相府参军。自此之后,“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同上)。南征出师时,诸葛亮置送行的同僚于不顾,而将马谡招上车辆行走了几十里路程,这与其说有事相商,莫如说是一种姿态,是给马谡以殊荣,并为之后的破格提拔营造气氛。果然,第一次北伐出师时,诸葛亮拒不听取大家的推荐,将久经沙场,功绩显著的魏延、吴壹抛之脑后,任命从不曾染指军旅的马谡担任先锋,“统大众在前。”如果不是街亭失败,马谡在西蜀军队中的二把手地位会从此确立。马谡虽然被斩于汉中,但是并没有遏制诸葛亮破格提拔荆州籍其他将领的意图,襄阳人杨仪原是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投降关羽后任命为功曹,至刘备称帝,仅得到没有任所的弘农太守一个虚衔。诸葛亮主政后不久,就将杨仪从地方官提拔为参军,及至北伐时,升迁为长史,加封绥军将军,并以长史身份主管全军的规划布署和粮草的统筹分配,职务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与大将军魏延有了平起平坐的职责。姜维本是天水籍,其才能不过中等,由于在第一次北伐中投降过来,当然成为诸葛亮制约涿州籍和益州籍将领的一枚棋子,立即从中郎这下级军官提拔为中监军,继而又升迁为征西将军,并成为军事上的接班人。廖化是荆州襄阳籍,才能很一般,“西蜀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是老百姓对此人的客观评价。关羽任襄阳太守时,廖化为主簿,身陷东吴时思归刘备,以诈死脱身。由于这一节,被刘备破格使用,也不过任宜都太守。诸葛亮主政以后,立即调任相府参军,不久又升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剌史,封中乡侯”,官任与功勋卓著的益州籍宿将张翼比肩而立。

荆州籍的文职官员升迁更快。蒋琬是荆州零陵籍,刘备时仅为尚书郎,诸葛亮于建兴元年开府治事,立即调蒋琬任东曹掾(组织部长),又迁为参军,相府迁往汉中时,蒋琬和益州籍勋旧、相府长史张裔留在成都做代理丞相。值得注意的是,张裔被吴国扣押时,是诸葛亮营救回来的,有活命之恩。不久,蒋琬就将张裔长史一职取而代之,成了唯一的代丞相。诸葛亮更在一封密奏中告诉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三国志·蒋琬传》)费祎是荆州江夏籍,刘备时,仅是太子府舍人,后升为庶子,刘禅登基后任黄门侍郎。如此低下的身份,自不列朝臣末端,也不与相府发生关系。诸葛亮南征返回时,臣僚们在几十里以外躬候迎接,这些人的职位年令都远远高于费祎,而“亮特命祎同载。”将费祎叫上自己乘坐的车辆,不仅是一种殊荣,而且是一种暗示,是破格提拔重用的先声,“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见《三国志·费祎传》)(即从此之后,众人都对费祎另眼高看了)果然,诸葛亮刚刚在丞相府坐下,就派费祎出使东吴,一回来即升为侍中,又升任相府参军,继而又中护军、司马的节节高升,并成为丞相一职的第三梯队。此外,荆州籍的董和、刘巴、陈震、董允等都被重用,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刘禅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是清一色的荆州籍。换言之,就是要排除涿州籍、益州籍官员对朝政的干预,以便自己驻节汉中时,成都不生肘腑之变。

内忧外患已使诸葛亮焦头烂额

诸葛亮时代,西蜀面临非常复杂的局势。自荆州丧失之后,国土面积急骤缩小近一半,人力物力损失更多;而且丢失了进取中原的桥头堡。与曹魏和孙吴比较,西蜀已处于绝对劣势。猇亭惨败后,军队数量和军心士气受到严重削弱和沉重打击,正如他在《出师表》中估计的那样:“今……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在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日益严重。乘刘备亡故之机,孟获在南中,高定在越嶲,雍闿在建宁,朱褒在牂牁先后“反叛”,西蜀后方受到严重危胁。公元二二三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取得胜利,并留下七擒七纵的佳活,但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活动”一直就没有平息,见诸史籍的大端有:诸葛亮北还之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见《三国志·李恢传》)。公元二三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见《三国志·马忠传》)。“越嶲郡自丞相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见《三国志·张嶷传》)。“叛乱”始终荧绕于诸葛亮心头,这里所谓的“反叛”,实质是少数民族大起义。

由于繁重的兵役、徭役、赋税,不堪忍受的内地民众起来反抗者也时有发生,见诸史籍的大端有:“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见《三国志·马忠传》)。建兴五年,乘诸葛亮北驻汉中勉县之机,“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见《三国志·张嶷传》)等。建兴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邓)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见《三国志·邓芝传》)。国内汉民的叛乱即汉民起义,说明民众不堪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已无法照常地生活下去了。

在西蜀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相权矛盾已见端倪。刘备时代结束时,荆州籍处于绝对弱势,权中之权的军权概为涿州籍和益州籍控制,从南征开始,诸葛亮虽从李严处接过军权,但魏延、李严、赵云、张嶷、吴壹等还在军队中居于主导地位,诸葛亮虽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对军队的指挥仍受着制约,因之不得不谨慎行事。

在诸葛亮的苦心经营下,荆州籍虽然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在西蜀政权内,依然是三籍鼎立的局面。在外有强敌威胁,内有民众起义,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两籍掣肘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诸葛亮只有战战競競地谨慎再谨慎,才能使西蜀这只破舟不至于倾覆,“诸葛一生唯谨慎”是后世的共同赞颂,却都忽略了造成他谨慎性格的客观环境。

要说将皇帝取而代之的艰难程度,曹操父子的经历可启示后人。曹操从中平六年(公元一八四年)起义兵讨伐董卓开始,就在军队中形成以曹氏家族为核心的中枢集团,其领袖地位从不曾动摇。随着中国北方的统一,民众对他已信赖依附,但他宁肯将皇袍当衬衣穿着,也绝不肯取皇位自代。这除了心理障碍外,主要还是担心发生意外的动乱。在经历了三十六年之后,曹丕才完成了这一过程。曹丕将不当皇帝的假戏要演到那个份上,也是在制造舆论收揽民心,以便避免意外的社会震动。身处各种复杂矛盾中的诸葛亮,一直到死,连军权还未完全掌控,皇帝梦当然难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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