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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的“心灵淡定”——《于丹〈论语〉心得》批判(七)鞠 曦  

2007-05-25 22:45:21|  分类: 百家讲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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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用”关系与“合适即用”

由中国近百年“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所决定,“体”“用”关系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不能回避的问题,其是纠缠当代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全盘西化”已经使国人不能以传统的思想方法学习与研究经典,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处于失语状态,即使是学术界,由于学术理路的西化,也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由当代体制化的学术理路所决定,在已经“西体西用”的今天,怎样才能正确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体”“用”关系是困扰学理的最大问题。所以,反思《心得》的“宗教化”问题,首先要推定《心得》的“体”“用”关系。

“体”“用”关系问题产生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融,在交融的过程中产生了“中体西用”(以中国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西体中用”(以西方文化为体,以中国文化为用)、“全盘西化”即“西体西用”等为代表性的“体”“用”学说。[6]由于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问题不但表现在文化观念上,而且表现在思想基础即哲学原理中,所以,体用关系是需要在哲学层次上加以厘清的问题。然而,由于体制内哲学界对解决“自以为是”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无能为力,[7]使“体”“用”关系成为中国现当代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体”“用”问题表明,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对中国的哲学文化进行解读,无论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都遭遇到“合法性”问题,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和理论形式,形成了各自独立而自在的文化系统,如果不能使两者中和贯通进而在本体论和主体论上解决哲学的“自以为是”的这一根本问题,[8]则不可能彻底解决“合法性”问题。[9]

反思表明,中西文化之“体”“用”关系问题之产生贻始,严复就进行了批判,而其批判仍对当代中西文化之“体”“用”关系的研究及“合法性”问题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严复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10]

可见,就文化的主体性而言,严复的批判在“体”“用”关系上亦表现为文化的“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对中西文化“体”“用”关系的解决,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的权威的“马体马用”的“体”“用”关系。显然,把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与“体”“用”关系的历史与逻辑进行统一,其实质上属于“西体西用”的“体”“用”关系范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学术界对“西体西用”的统治地位开始了反思,以“合法性”的学理问题反映出“体”“用”关系的困扰。问题表明,所谓“合法性”问题,乃在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并解决中西哲学文化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原理与主体论形式等基本问题。当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被彻底认同,还没有走出权威的体用关系,即使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此起彼伏、各种儒学思潮相继提出,即使大江南北掀起读经运动,祭孔活动遍及全国,但是,其仍受限于权威的体用关系。所以,这时出现于丹解读《论语》的“心得”及“于丹现象”,亦不能不为“体”“用”关系所限定,其无法绕过“体”“用”问题,而“体”“用”问题又不能不受限于《心得》的方法论。这就是说,于丹声辩“可得之于心的《论语》,不是被汉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刻意独尊的‘儒术’,不是与‘道’‘释’并称仪式庄严的‘儒教’,不是被穷究义理囿于考据的‘儒学’”, [11] 那么,之所以“得”出不同于“儒术”、“儒教”、“儒学”的《心得》,其方法论是什么呢?

《心得》表明,其不但不对方法论、本体论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证,也没有对《心得》的“体”“用”关系之所以然进行论证,其进行的推定表明,《心得》开篇就以“宗教化”为出发点,把《论语》的“真谛”“淡定”为“简单的”“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一本语录”。 [12]既然“心灵淡定”是于丹思维的“逻辑范畴”,那么,其以什么为方法进行“心灵淡定”的呢?而为了利用《论语》进行“宗教化”的“心灵淡定”,亦绝对需要一个可靠的方法。可是,因为《论语》没有任何宗教意蕴,从而不可能对“宗教化”的“心灵淡定”提供任何文献支持,所以,为了“宗教化”《论语》,《心得》只能使用恩格斯所说的“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13]做为自己的方法论,所以于丹说:

对于一种行事方法的判断,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什么是合适的方法,而合适往往不是走到极端的。[14]

显然,这是《心得》以“宗教化”为目的之“行事方法”,亦即“宗教化”的方法论,余据此概括为“合适即用”的“宗教化”方法。“合适即用”是“于丹心法”表现为方法论层面的思想,是《心得》“马体儒用”的““宗教化”方法论,显然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方法。其中,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于丹对方法论的判断,是以“无所谓”即“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为概念范畴进行的推定,其承诺的是什么呢?问题很简单,其承诺了对于方法论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对方法论而言,“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即使有正确的方法论,也不一定使用,只要根据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宗教化”的价值取向而使用合适的方法,因此称“合适即用法”。

反思表明,“合适即用”的思想是在《心得》阐述孔子“四十而不惑”这段话时进行的理论推定,意指进入四十岁的人应该以“合适即用”的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其由“四十而不惑”得出,因此是成熟的方法。[15]那么,对“合适即用”进行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亦即把于丹与做为其学术成果的《心得》统一,可知是进入了“不惑”之年的于丹是以“合适即用”为哲学方法论对《论语》进行的“宗教化”推定,所以,宗教性质的说教以“合适即用”为方法贯通《心得》始终。可见,做为一个新的解读《论语》的“心得”学术思想体系,只所以要以“合适即用”为思想方法,是因为于丹的《论语》“心得”“不是被汉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刻意独尊的‘儒术’,不是与‘道’‘释’并称仪式庄严的‘儒教’,不是被穷究义理囿于考据的‘儒学’”, [16]而是“宗教化”的儒学研究。因为以往的“儒术”“儒教”“儒学”的学术研究中所创立的方法都不适合“宗教化” 的儒学研究,所以用“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而否定之。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即使是歪曲式的学术研究,也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因此于丹要重新选择或自创方法论。反思表明,于丹所运用“合适即用”的“宗教化”方法,其理论来源于颇有影响的体制化儒学的陈明的“即用见体”,并且实现了承诺与推定的统一。

由“合适即用”所决定,《心得》所抉择的“体”“用”关系,只有与当代思想文化的权威的“体”“用”关系统一,才为“合适”,才能应用。所以,在《心得》看来,当代中国权威意识形态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体用的权威“体”“用”关系,改革开放及儒学复兴的文化思潮,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体,此乃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因此,以“合适即用”为方法,马克思主义才是最“合适”的,否则,在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央电视台播出“心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做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当代中国,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不能或缺的本体。所以,于丹这个“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的体制内研究生,其受到“合适”的哲学教育则不言而喻,其产生“合适”的价值论承诺,亦自然而然。反思表明,中国大陆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哲学教育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深入而持久地坚持至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至少贯穿于丹从初中生到硕士研究生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中,及以后长期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心得》表明,于丹虽然没有公开标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由“合适即用”的方法论所决定,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才是最“合适”的,因此其必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为“宗教化”的指导思想,由此表明了《心得》的“心灵淡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上的“合适即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有一个概括: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

哲学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源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源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7]

所以,“合适即用”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体用,而“心灵淡定”则需要对《论语》的本体进行“宗教化”,通过“宗教化”推定,既能使《论语》的本体被“宗教化”,而且又为“心灵淡定”所利用。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理,《论语》的“宗教化”本体应当是“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而利用《论语》对人的“心灵”进行“宗教化”“淡定”,亦需要“宗教化”的“创世说”之支持。这即是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心灵淡定”为目的,《论语》的本体论应具有“宗教化”的“创世说”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这是《心得》的“宗教化”的“双重需要”。然而,在《论语》中却没有附合“双重需要”的文献支持。所以,根据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心得》为了“双重需要”,只能从古代文献中去寻找“创世说”和“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然后通过“文献化裁”,以“盘古开天”对《论语》的本体进行了“宗教化”的理论推定。

附合“宗教化”“双重需要”的“盘古开天”表明,《心得》以“宗教化”为目的并以“文献化裁法”的“合适即用”,实现了对《论语》的歪曲利用,然而,“盘古开天”却是对博大精深的《论语》的变相否定。而由“合适即用”所决定,因“合适”则不应“走到极端的”,所以,《心得》对马克思主义亦只是利用而已,利用则不能坚持,从而以“文献化裁法”和“合适即用”的“宗教化”推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而走向了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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