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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四)鞠 曦  

2007-05-25 22:31:21|  分类: 百家讲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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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双贤坐标”与“内心约制法”

上论表明,《心得》在“淡定”了孔子的“快乐秘诀”即“内心安宁法”的基础上,又以“内心淡定法”“淡定”了“清亮的欢乐”,以此进一步消解了《论语》的“有耻观”。然而,于丹又发现:“人生百年,孰能无撼,人这一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事情。”[62]那么,怎样对待“不如意的事情”?为此,于丹“淡定”了“《论语》所倡导者的一种价值观念”:[63]

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不要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

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撼的态度。[64]

果真如此吗?《论语》是要人们“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吗?能以其解决“生活缺撼”吗?孔子所论“以道知得”与“以道知耻”表明,如果不知“有耻”,“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则无从判断,“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则无从着手。所以,于丹所谓“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是在故意引导人们不必管乎有耻还是无耻。《论语》表明,失缺了“有耻观”而去做“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则只能是无耻之事。

当于丹在故意引导人们“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时,终于发现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所谓“鄙夫的勇敢”,因为鄙夫做不到“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却能“不择手段”, 所以应对其进行“约制” 为此又淡定了“内心约制法”,于丹说: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

要做到内心强大,一个前提是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太在乎得失的人,被孔子斥为鄙夫。

鄙夫,意义几乎等同于小人,就是不上台面的鄙陋的人。

孔子曾经说过,像这样的小人你能让他去谋划国家大事吗?不能。这样的人在没有得到利益时抱怨不能得到,得到了以后又害怕失去。既然害怕失去,那就会不择手段地维护既得利益。

这种患得患失的人,不会有开阔的心胸,不会有坦然的心境,也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它和“匹夫之勇”有怎样的区别,《论语》中对于勇敢有怎样的诠释?

……“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意思是说,君子崇尚勇敢并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约制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义”。有了义字当先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一个小人会因为勇敢沦为盗贼。

我们想想,小偷劫匪穿门打户,甚至越货杀人,你能说他不勇敢吗?但是这种没有道义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那么这个“义”、“道义”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内心的约制。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一个人内心有所约制,就会在行为上减少过失。

假如一个人真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真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做到了约制。而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这就是儒者所倡导的真正的勇敢。[65]

于丹上论表明,其显然故意曲解“三省吾身”,因为《论语》有关“三省吾身”的这段话的原文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66] “三省吾身”是“为人谋”、“与朋友交”与“传习否”,就形式而言,其不但不“约”,而且“三省”还需更为基本之“约”,由此才能由“约”而“省”之。由“约我以礼”、“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7]可知,“有耻”才能有“约”。所以,只有把“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及“传而不习”视为“可耻”,才能做到“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及“传而习之”。所以,由“有耻观”生成的耻辱心才是“约”,才能“约”。可见,“三省吾身”是“约”的结果,而不是“约”本身。所以,问题表明,《心得》把“三省吾身”做为“约制”,是“内心淡定法”的结果,其目的是把“有耻观”之“约”“淡化”为“内心的淡定与坦然”而消解人们的耻辱心。而没有“有耻观”和耻辱心则无从“约制”,其必然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耻的社会问题。余不仅要问,在消解了人们的“有耻观”和耻辱心之后,于丹的“内心”“坦然”吗?于丹在消解了自身的“有耻观”和耻辱心之后,谋《论语》而不忠乎?“见贤”而不“齐”乎?“自省”而不“省”乎?《心得》无耻乎?

“鄙夫”一词,仅两见于《论语》,然却被于丹所利用,由此表明,虽然“内心淡定法”力量强大,却无法“淡定”“鄙夫”之“勇”,所以只能进行‘约制”。然而,我们又看到,于丹的“约制”从所谓的“鄙夫”又发展为“假如一个人”,从而使“约制”的层面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内心约制法”适用于所有人。于丹对“勇敢”“约制”的最终结果,是“反省自己错误并且勇于改正”的“真正的勇敢”,说到底,“真正的勇敢”是“三省吾身”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把人又拉回到“内心的淡定和坦然”,以此消解了“勇敢”。由此可见“于丹心法”之妙用。

因此,于丹所谓“约制”于“见贤思齐”也只能“齐”到“双贤淡化”。由此可知,之所以此前要树立“双贤坐标”,是为了“见贤思齐”,从而以“双贤坐标”对人进行“内心的约制”,其结果是把“勇敢”淡化为于丹的“颜回之贤”,亦即于丹所谓颜回贤在“乐观的态度”, 贤在“不被物质生活所累”, 贤在“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所以,经过“内心约制法”的淡定,终于形成了“内心淡定法”的承诺与推定的统一,从而表明“于丹心法”自成体系。“见贤思齐”虽然是对《论语》的进一步歪曲,却能使“内心约制法”和“内心淡定法”在“无耻论”上统一,所以,此乃《心得》推出的无耻的“心灵之道”。

然而,问题在于,能以“内心约制法”“约制”于丹所论及的“鄙夫”之勇吗?《论语》之谓“勇”及其所约之“勇”,如于丹所论吗?《论语》载:

“见义之勇”[68]: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69]

“无礼之勇”[70]:子曰:“勇而无礼则乱。”[71]

“疾贫之勇”[72]: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73]

“仁者之勇”[7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75]

“不学之勇”[76]: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77]

“无礼之勇”[78]: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

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79]

可见,孔子谓勇,乃在于“见义之勇”和“仁者之勇”即“仁义之勇”,而“仁义之勇”必然是以“仁义”为本。“勇而无礼则乱”和“恶勇而无礼者”则表明,其与“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80]具有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表明儒学提倡“有耻之勇”。[81]而《心得》通过对“勇敢”的“约制”,把“有耻之勇”消解为“内省”,究其本质,是为了消解“有耻”。 所以,“内心约制法”是对《论语》的歪曲,其目的仍在于消解“有耻”。

上引《论语》之“约”表明,“约”乃在于“礼”。“约,缠束也。从糸。”段玉裁注曰:“束者,缚也,引申为俭约”。[82]“糸,细糸也。象束絲之形。凡糸之属皆从糸。”段玉裁注曰:“絲者,蝅所吐也。细者,微也。细絲曰糸,糸之言蔑也,蔑之言无也”[83]由《说文》可知,“约”为“细微之处的约束”或“俭约的束缚”,而能“约束”、“ 束缚”人的是蔑以复加的最基本而俭约的道理。那么,《论语》有关“约”的内容与形式是什么呢?

“约”六见于《论语》:

“不仁处约”[84]: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85]

“约者无失”[86]: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87]

“约之以礼”[88]:子曰:“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89]

“约而为泰”[90]: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91]

“约我以礼”[92]: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93]

“约之以礼”[94]:子曰:“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95]

《论语》之见“约”,有一基本同样内容的文字,分列于《雍也》、《颜渊》两篇中,可见其重要。《论语》之“约”表明,“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仁的人不可能长久处于约束中(不可能长久约束那些不仁义的人)。“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约束而犯有过失的人,是很少的。(很少有因为约束而犯有过失的人)。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处于失去却装扮成拥有,处于空虚却装扮成充足,处于约束却装扮成泰然,这样的人很难有恒常不变的操守。“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田界也。”段玉裁注曰:“田界者,田之竟处也。《左传》:‘子产曰,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畔,涯也,经典多借为叛字”。[96]是故,畔,叛也。君子通过学习而拥有广博的知识,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致于离经叛道了。

由上可知,“约”于《论语》中的意义是能够约束人于细微之处的俭约之理。由“约之以礼”、“约我以礼”可知,《论语》有关“约”的思想,显然不是《心得》所推定的“内省”。孔子所谓“约”者,礼也;“约”乃据礼而约,“约而有耻”才是俭约而基本之理。那么,为什么要据礼而约呢?乃因“有耻且格”:“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7]以政治进行诱导,以刑罚进行规范,能使百姓不敢犯有过错,但百姓却没有对可耻事物的自觉。以仁义进行教导,以礼进行规范,能使百姓具有对可耻事物的自觉从而具有人格,使其不会犯有过错。“小人不耻不仁”,[98]小人不知有耻而不仁不义,“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所以应使其首先“有耻”。也就是说,“约之以礼”使人“有耻”,“有耻”使人具有人格。“有耻”才能有所“约”,才能成就内心的人格修养,“有耻”是良好“心境”的基础,人如果无耻,则不会有所“约”。人如无耻,不但无以产生正确的价值观,而正确的行为方式则更无从谈起。正因为“有耻”的重要性,儒学把“有耻”做为教化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儒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在《论语》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关于“耻”的阐述。“有耻”是儒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使孔子儒学形成一以贯之的伦理思想体系。那么,为什么《心得》要淡化“耻”甚至于消解“有耻”?下面的论证将表明,以“中国文化无耻论”扭曲孔子的思想,使人行己无耻,安于无耻,是于丹《心得》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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