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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三)鞠 曦  

2007-05-25 22:28:21|  分类: 百家讲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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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心淡定法”与“内心安宁法”

  《心得》表明,在进行“双贤淡化”之后,又继续以“内心淡定法”“淡定”了孔子的“快乐秘诀”即“内心的安宁”,企图以“内心的安宁”解决“许多人”“越来越不满”的现实问题。从《心得》的行文逻辑可知,“内心的安宁”是在“双贤淡化”之后,为了更加有效解决“国民幸福指数”下降问题而淡定的“心法”——“内心安宁法”。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淡定”“内心安宁法”,是因为于丹要解决经其淡化的“心灵问题”: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联。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的著名的文士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2]  

  那么,“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于丹紧接上文说:  

  子贡曾经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假如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向富人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他不傲气凌人。这怎么样?  

  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么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43]  

  果真如此吗?孔子所论“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是于丹所释“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吗?简而言之,之所以能“贫而乐,富而好礼”是因为“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吗?让我们回到《论语》。  

  “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余把其概括为“赐问贫富”:[44]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对《论语》进行一以贯之的推定表明,孔子对所有弟子的教导,皆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时所发。那么,在这章“赐问贫富”中,孔子要教导子贡的是什么呢?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知道《论语》中孔子对子贡因材施教,因时所发还有那些主要内容:  

  “赐问君子”[45]: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46]  

  “赐爱其羊”[47]:子贡欲去告朔之牺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48]   

  “赐器瑚琏”[49]: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50]  

  “赐非所及”[51]: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52]  

  “弟子诸行”[5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54]  

  “赐不受命”[55]: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56]  

  “子贡方人”[57]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58]  

  由以上内容可以推定子贡的德行。“弟子诸行”表明子贡能言善辩,又由“赐问君子”、“赐非所及”及“子贡方人”表明子贡有时言过其行;而“赐爱其羊”表明子贡有时不能“约之于礼”,“赐器瑚琏”表明子贡能集财聚富;“赐不受命”则表明子贡不受孔子礼教之命,[59]而去投机经商、集财聚富,并善于臆测是非。可见,子贡不受孔子礼教之命,不能“约之于礼”,使孔子对其言教则必然重礼,因子贡不守孔子“以道知得”与“以道知耻”的“有耻”之教,其于“邦无道”之时却投机经商、集财聚富,是可耻之事。孔子认为,君子不应在“邦无道”时有所富贵。所以,把“赐不受命”这段话统一到“赐问贫富”,则知孔子所言,乃因子贡非礼而富,所富不义。[60]“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乃引导子贡“好礼”,使其能“约之于礼”,从而不再投机经商、集财聚富。正因于此,才有子贡其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感,孔子“告诸往而知来者”之论。  

  因此,于丹把“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的原因解释为“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不仅不着边际,而且把孔子一以贯之的“有耻观”曲解的无影无踪。那么,于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只有一个:歪曲利用“赐问贫富”,淡化“以道知得”与“以道知耻”,消解《论语》的“有耻观”。也正因为如此,歪曲利用“赐问贫富”则成为“中国文化无耻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以,于丹面对“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的问题,其只能用“总还有”三个字闪烁其辞,以“内心的安宁”转移人们“越来越不满”的问题视角,回避问题的本质性。所以,《心得》也只能回避孔子对“越来越不满”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1]在于丹看来,“国民幸福指数”的下降,人们的“越来越不满”,不是因为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因为人们的“内心”不“安宁”。所以,于丹对“不患寡而患不均”则只能视而不见、存而不论了。由此可见,“于丹心法”的运用,是因为于丹自身的“心灵问题”,其“心灵”对“中国文化无耻论”的不“困”不“惑”,所以又淡定出“内心安宁法”,从而也就耻上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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